關於命理,芷人授自述 bac010023.bmp

 

1)身為一位德國哲學博士,擁有教育部頒發的哲學教授證書,又曾任 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及哲學系主任,竟願意公開為大家做命理分析,這對一般人來說是不容易理解的。我最早接觸命理,是在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」唸大學二年級,而當時單獨為我講習命理的,是後來成為「中央研究院院士」(哲學)的勞思光教授。不過,我當時只跟勞思光先生聽過三次命理課,就不願再聽下去,原因是不敢面對「人生有命」的問題。這個「命」的問題困擾我多年,不能讓我釋懷,因為當時覺得人生若由命所決定,哪人生還有意義?因此,我其實在勞思光先生哪裡並沒有真正學到命理。在「香港中文大學」唸完碩士班之後,找到一家小學棲身,覺得不能如此虛渡生命,遂毅然決心獨自到德國去。臨行之前,向勞先生告辭。當時勞先生告訴我,他日前跟他當時的未婚妻去算「鐵板神數」,說他的未婚妻嚴重血光之災。不久,他當時的未婚妻也去了加拿大讀書。 

2)我到了德國幾個月後,接到勞先生的信,信中講到他的未婚妻在加拿大遭受嚴重的交通意外,應驗了之前「鐵板神數」的預測。這事令我非常震驚,且銘在心中。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之後,於大學教書之餘,我竟然又想到命理問題。我曾跟台灣命理界的梁湘潤先生學習「鐵板神數」,由於當時他跟我談的只是子平學的基本概念,但這些我已經熟識了。後來我知道「鐵板神數」是秘傳的,外人不得而知,很快便離開了他後來雖然偶有接觸,但也不再談命理問題。我欣賞明代命理大師萬育吾兩大命理著作,特別是《三命通會》,至今仍是我手邊重要的命理文獻。明代余春台的《窮通寶鑑》,屬於調候之作,理論雖有創見,但「調候」也只能作命理分析的參考而已。近代命理學家中,韋千里、徐樂吾、尤達人等前輩著作,比較可讀但他們都不是學術界人物,故理論缺乏。研究,仍待吾人努力之處甚多。 

3)「科學哲學」是我在學術上用心最多的哲學領域之一,在這方面,我最欣賞德國伊朗根學派(Erlangen School)對基礎理論的要求。在中國學術傳統中,無論是哲學或其他學術,皆未注意基礎理論的要求,這就使中國傳統學術缺乏嚴謹性。陰陽五行是中國傳統至為重要的一門學術,並且是中國學術傳統中又涉及醫學、命理、音律、倫理、史觀等基礎理論。但是,陰陽五行的理論結構非常不嚴謹,於是,我便決心整理陰陽五行的相關問題,這是我撰寫《陰陽五行及其體系》(台北文津出版社)的背後原因,此書也是我的「教授升等論文代表作」。在該書中,我依貝特蘭腓(Ludwig von Bertalanffy)的理念,把陰陽五行理論視為中國學術傳統中的「一般系統理論」(general system theory)。 

4預測的基本要求,例如預測地震、天氣、經濟等,因此,建立一套理論,以預測人生的吉凶,這是理所當然的,也是具有學術期待的人之迫切要求。我把這種預測人生的吉凶的理論,名為「人生信息學」。我也像笛卡爾一樣,是一位基礎主義者。多年來,很想用「公理化系統」方式重建陰陽五行理論,並且提出理論設準。

 5)三十歲以後,我不再受到大學時代有關「命」問題的困擾,因為在我的觀察與分析中,「命」不是完全被決定的。因此,我一方面不是斯賓諾薩主義者(斯賓諾薩主張一切都是被決定的),另一方面,也不是沙特主義者(沙特主張一切操諸在我)。依我的觀察與分析,人生中「命」約佔85%,而操諸在我的約佔15%。因此,「命」可藉「人生信息學」推算,但卻不是百分之百。現在,我把命理分析作為「生命哲學協談」的一部分。人若能知命,便更能了解自我,故孔「不知命,無以為君子也」,這句話是有其道理的既然只有15%的機率操諸在我,則吾人就必須更加努力,才能創造人生內。我想用公理系統方式重建「人生信息學」,並提出一些設準(postulates),〔設準一〕生命是一個無窮的歷程。在這個歷程中的每一個環節,生命體必須藉著其行為而與其環境發生互動關係,於是,生命體自己造就了各種業力〔設準二〕:生命體之存在形式,是基本上是由其業力造作所決定「業力」基本上有二:其一是學業,其二是德業。學業成就了生命體的智能,德業決定了個人生活狀況之果報,而果報是依生命體之德業紀錄裁決安排,稱之為命運。從果報的原則上說,整個生命歷程是可操諸在我的,而生命的終極目標是演化。在這個意義上說,改造命運或自我造命是每個人的功課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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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芷人心靈哲學工作室(德國哲學博士,哲學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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