鄺芷人心靈哲學工作室(德國哲學博士，哲學教授)

  關於命理，鄺芷人教授自述 

（1）身為一位德國哲學博士，擁有教育部頒發的哲學教授證書，又曾任 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及哲學系主任，竟願意公開為大家做命理分析，這對一般人來說是不容易理解的。我最早接觸命理，是在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」唸大學二年級，而當時單獨為我講習命理的，是後來成為「中央研究院院士」(哲學)的勞思光教授。不過，我當時只跟勞思光先生聽過三次命理課，就不願再聽下去，原因是不敢面對「人生有命」的問題。這個「命」的問題困擾我多年，不能讓我釋懷，因為當時覺得人生若由命所決定，哪人生還有何意義？因此，我其實在勞思光先生哪裡並沒有真正學到命理。在「香港中文大學」唸完碩士班之後，找到一家小學棲身，覺得不能如此虛渡生命，遂毅然決心獨自到德國去。臨行之前，向勞先生告辭。當時勞先生告訴我，他日前跟他當時的未婚妻去算「鐵板神數」，說他的未婚妻將有嚴重血光之災。不久，他當時的未婚妻也去了加拿大讀書。 

（2）我到了德國幾個月後，接到勞先生的信，信中講到他的未婚妻在加拿大遭受嚴重的交通意外，應驗了之前「鐵板神數」的預測。這事令我非常震驚，且銘記在心中。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之後，於大學教書之餘，我竟然又想到命理問題。我曾跟台灣命理界的梁湘潤先生學習「鐵板神數」，由於當時他跟我談的只是子平學的基本概念，但這些我已經熟識了。後來我知道「鐵板神數」是秘傳的，外人不得而知，遂很快便離開了他。後來雖然偶有接觸，但也不再談命理問題。我欣賞明代命理大師萬育吾兩大命理著作，特別是《三命通會》，至今仍是我手邊重要的命理文獻。明代余春台的《窮通寶鑑》，屬於調候之作，理論雖有創見，但「調候」也只能作命理分析的參考而已。近代命理學家中，韋千里、徐樂吾、尤達人等前輩著作，比較可讀。但他們都不是學術界人物，故理論缺乏。命理研究，仍待吾人努力之處甚多。 

（3）「科學哲學」是我在學術上用心最多的哲學領域之一，在這方面，我最欣賞德國伊朗根學派（Erlangen School）對基礎理論的要求。在中國學術傳統中，無論是哲學或其他學術，皆未注意基礎理論的要求，這就使中國傳統學術缺乏嚴謹性。陰陽五行是中國傳統至為重要的一門學術，並且是中國學術傳統中又涉及醫學、命理、音律、倫理、史觀等基礎理論。但是，陰陽五行的理論結構非常不嚴謹，於是，我便決心整理陰陽五行的相關問題，這是我撰寫《陰陽五行及其體系》（台北文津出版社）的背後原因，此書也是我的「教授升等論文代表作」。在該書中，我依貝特蘭腓（Ludwig von Bertalanffy）的理念，把陰陽五行理論視為中國學術傳統中的「一般系統理論」（general system theory）。 

（4）預測是科學的基本要求，例如預測地震、天氣、經濟等，因此，建立一套理論，以預測人生的吉凶，這是理所當然的，也是具有學術期待的人之迫切要求。我把這種預測人生的吉凶的理論，名為「人生信息學」。我也像笛卡爾一樣，是一位基礎主義者。多年來，很想用「公理化系統」方式重建陰陽五行理論，並且提出理論設準。

 （5）三十歲以後，我不再受到大學時代有關「命」問題的困擾，因為在我的觀察與分析中，「命」不是完全被決定的。因此，我一方面不是斯賓諾薩主義者（斯賓諾薩主張一切都是被決定的），另一方面，也不是沙特主義者（沙特主張一切操諸在我）。依我的觀察與分析，人生中「命」約佔85%，而操諸在我的約佔15%。因此，「命」可藉「人生信息學」推算，但卻不是百分之百。現在，我把命理分析作為「生命哲學協談」的一部分。人若能知命，便更能了解自我，故孔子說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也」，這句話是有其道理的。既然只有15%的機率操諸在我，則吾人就必須更加努力，才能創造人生內涵。我想用公理系統方式重建「人生信息學」，並提出一些設準(postulates)，〔設準一〕：「生命是一個無窮的歷程。在這個歷程中的每一個環節，生命體必須藉著其行為而與其環境發生互動關係，於是，生命體自己造就了各種業力」。〔設準二〕：「生命體之存在形式，是基本上是由其業力造作所決定的」。「業力」基本上有二：其一是學業，其二是德業。學業成就了生命體的智能，德業決定了個人生活狀況之果報，而果報是依生命體之德業紀錄的裁決而安排，稱之為命運。從果報的原則上說，整個生命歷程是可操諸在我的，而生命的終極目標是演化。在這個意義上說，改造命運或自我造命是每個人的功課。